2025年4月，扎克伯格在聯邦法院作證時，將TikTok定義為“緊急威脅”，聲稱其導致Meta用戶增長大幅放緩。這場看似法律辯護的陳述，實則揭示了全球社交媒體巨頭對新興力量的恐慌。從國會聽證到法庭辯論，從算法批判到國家安全指控，Meta對TikTok的攻擊早已超越商業(yè)競爭的邊界，成為一場裹挾政治與技術霸權的輿論博弈。

競爭威脅的戰(zhàn)略重構

扎克伯格在反壟斷案庭審中反復強調，TikTok的出現使Meta面臨“系統(tǒng)性危機”。2018年TikTok全球崛起時，Meta旗下Instagram的日活用戶增速從6%驟降至1%，迫使Meta耗費數十億美元開發(fā)短視頻產品Reels與之抗衡。這種危機感在法庭陳述中被具象化：TikTok的算法推薦機制顛覆了傳統(tǒng)社交圖譜模式，其AI驅動的“沉浸式信息流”使Meta引以為傲的“朋友社交鏈”逐漸失效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Meta專家在反壟斷案中提交的分析顯示，若Facebook與Instagram改為付費服務，用戶會迅速轉向TikTok等替代平臺。這種用戶忠誠度的脆弱性，恰恰印證了扎克伯格“緊急”背后的深層恐懼。

數據隱私的雙重敘事

在攻擊TikTok數據安全風險時，扎克伯格采取了巧妙的敘事策略。2019年喬治城大學演講中，他指責TikTok審查香港抗議內容，聲稱其“輸出中國互聯網治理模式”。這種將商業(yè)競爭上升為意識形態(tài)對立的言論，在2025年庭審中演變?yōu)楦苯拥闹缚亍猅ikTok的數據流向可能威脅西方民主體制。

然而公開資料顯示，Meta自身存在嚴重的數據安全問題。2018年其與華為等中國企業(yè)的數據共享協議，以及2023年曝光的中國、俄羅斯開發(fā)者獲取用戶數據事件，均被法庭證據列為反駁扎克伯格言論的關鍵材料。這種“嚴于律人，寬以待己”的雙重標準，引發(fā)法學界對科技巨頭話語霸權的批評。

政治博弈中的商業(yè)圖謀

Meta對TikTok的攻勢與美國的監(jiān)管行動形成微妙共振。當美國要求TikTok限期剝離在美業(yè)務時，Meta同步推出“突破性獎金計劃”，以最高30萬美元的獨家簽約費搶奪TikTok創(chuàng)作者。這種政商協同在2025年1月TikTok服務中斷期間達到高潮：Meta旗下Instagram單日新增300萬內容創(chuàng)作者，扎克伯格本人的社交賬號卻涌入1700萬條譴責留言。

反壟斷專家麗貝卡·艾倫斯沃思指出，Meta試圖通過狹義界定“親友社交網絡”市場來規(guī)避壟斷指控，卻否認TikTok在廣義注意力經濟中的競爭實質。這種法律策略與商業(yè)實踐的矛盾，暴露了傳統(tǒng)社交巨頭應對范式顛覆時的認知困境。

生態(tài)重構的技術困局

為對抗TikTok的算法優(yōu)勢，Meta在2025年推出AI視頻編輯工具Edits，并緊急上線Instagram Reels的“點擊暫停”功能。但這些技術修補難以掩蓋根本性缺陷：TikTok的推薦系統(tǒng)基于實時行為分析，而Meta的算法仍依賴社交關系鏈的歷史沉淀。更具諷刺意味的是，Meta為吸引創(chuàng)作者推出的AI虛擬人格項目，反而加劇了用戶對“社交真實性消亡”的質疑。

在這場長達七年的對抗中，扎克伯格始終未能解決的核心矛盾在于：當年輕世代將“自我表達”定義為算法推薦下的偶然相遇，而非社交圖譜中的刻意展示時，Meta的底層產品邏輯已然過時。

霸權黃昏的啟示錄

扎克伯格對TikTok的系列攻勢，本質上反映了Web2.0時代霸主對范式變革的集體焦慮。TikTok 2024年230億美元的收入與77%的廣告占比，不僅威脅Meta的商業(yè)根基，更預示著注意力經濟權力的代際轉移。反壟斷法官詹姆斯·博阿斯伯格在庭審中追問的關鍵問題——社交網絡的本質是人際關系維護還是內容消費——或許將成為這場世紀較量的最終判詞。

當美國以國家安全之名圍獵TikTok，中國對英偉達啟動反壟斷調查時，這場較量早已超越企業(yè)競爭范疇。扎克伯格的困境警示我們：任何試圖用舊范式遏制新世界的努力，終將被技術創(chuàng)新與用戶選擇重構的數字文明所瓦解。未來社交媒體的真正出路，或許在于超越“東西對峙”的敘事框架，構建尊重多樣性、保障數據主權的新生態(tài)。